“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”——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

份子钱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代表着心意，金额数量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关系深浅。如果深入地探究，份子钱其实与保险有着很深的渊源。

明太祖朱元璋发布过《教民榜文》，《教民榜文》在当时属于特别刑事法规，法规里有这样一段内容：

“乡里人民，贫富不等。婚姻死伤吉凶等事，谁家无之。今后本里人户，凡遇此等，互相周给。且如某家子弟婚姻，某家贫窘，一时难办，一里人户，每户或出钞一贯，每里百户，便是百贯，每户五贯，便是五百贯。如此资助，岂不成就。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，轮流周给。”——《教民榜文》

翻译：“乡里的人有的穷有的富，每家或有喜事或有丧事。以后我执政的地方，不管谁家遇到这样的事情，都互相凑钱量力而行。比如谁家孩子结婚，这一家日子不富裕，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，方圆一里的人家，一户比如说拿出一贯钱来救济，这方圆一里之内有一百家，那就是一百贯钱，每户掏五贯，那就是五百贯钱。如果大家都这样互相救济，这婚不就结了吗？以后别人家结婚也照这种方法，轮流着互相救济。”

份子钱是一种基于邻里互助的风险管理机制。这种“发生了再给”的风险管理模式，与我们最近耳熟能详的“相互保”有异曲同工之妙——在他人患病产生赔付时，一起参与费用分摊。

“随份子”通过熟人之间去中心化的方式平摊，降低了信任成本；相互保则基于云计算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，使“熟人模式”互联网化，在透明、公开的环境下解决争议，消费者个体层面理赔难、维权成本高的先天弱项得以扭转。仅8天时间，就有800万人涌入相互保，“一人生病，万人共济”的时代从此开启。

实际上，这种风险管理机制应属众筹，但是相互保的重疾众筹因为引入了保险公司的参与，有明确的保险条款，相比之下更像是一种“简易版的原始保险”。

保险为什么没像众筹那样火？

01、使用难度

无论是今天备受瞩目的“相互保”还是此前万众传播的“轻松筹”，都是在风险发生后，根据损失出款，而保险则是在问题出现前，自己去设计如何预防。如果需要使用众筹，只要描述困境，并提交文件证明，通过线上众筹平台公布出来，发动亲友们转发，等待捐款，操作过程非常简单。而保险产品多元条款繁杂，大多数人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。

02、分布渠道

从分布上说，众筹或相互保只需要一个指引流程的页面。绝大部分人都有渠道接触到众筹，并在有需要时可使用面向个人的众筹平台。而保险却需要大量人力做观念的普及和问题的解答，服务的成本远高于众筹。

03、用户体验

站在求助者的角度，保险都有成型的法规和操作流程。在了解保险产品的阶段，保险代理人占据主导地位，投保人对保险产品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代理人的专业素质，后期理赔的阶段，仍是保险公司或保险代理人占主导地位。而众筹的整个流程只是发起和查收捐款，整个过程求助者可把控。这种透明度的差异，造成了保险的信任危机。

保司与互联网共舞，传统保险代理只能当看客？

相互保这一“现象级保险模式”，切中了社会发展的命脉，它既满足了用户日益高涨的保障需求，又使用户看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。它的崛起直指保险问题的几大关键：流程易懂让客户易于接受、结果可视解决了客户疑虑，平台保障解决了信任问题。虽然相互保只是保险产品中一个分支，但对于保险公司这次的成功创新（从目前用户规模看），传统保险代理公司或可从中借鉴一二。

01、产品展示

线上保险产品简单易懂，客户易于接受，而对于那些条款复杂周期较长的保险产品，线下代理人的优势就比较明显。传统代理公司可借助门店流量，充分发挥线下优势，通过科技工具将复杂的产品简单化，将晦涩难懂的产品形象化，从而提高线下成交的转化率。

02、数据应用

部分传统保险代理公司的市场规模和客户数量相当可观，但企业数据和市场数据的管理并不系统，无法从数据中得到及时有效的信息，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与保险公司和市场客户进行深层的对话。试想，如果多家传统保险代理公司的利用科技工具达成规模性合作，在某区域实现全面业务覆盖，形成区域性大数据，那么该区域的代理群体在产品和价格的优势将不言而喻。

03、业务拓展

传统代理公司的业务目前集中在“销”，其角色决定了其立场与用户在某种程度上对立。如果传统代理公司借助科技工具延长服务链条，增加勘察等服务，为用户带来方便的同时享受到更全面的“售后”服务，客户的体验感将大大增强。对于传统代理公司来说，业务多元化也等同于收入多元化。

科技不仅是数字、代码、方程式等冷冰冰的符号的叠加，还可以是价值取向与公共责任的承载。今天，科技在连接各个群体的同时也模糊了群体之间的界限。回到最初的那句话，“人的本质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”。着眼当下的科技赋能下的跨界融合，谁又敢说第二个“相互保”不是由你发起呢？